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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劍鋒 薛冬霞：毛澤東的這一句話，講透了組織建設的本質

點擊：  作者：彭劍鋒 薛冬霞    來源：華夏基石e洞察  發布時間:2025-05-04 22:47:21

 

中國共產黨贏在哪里？為什么這個組織有思想，有靈魂，有凝聚力，還有持續的活力和戰斗力？為什么中國共產黨歷經各種危機和磨難，任憑外部敵對勢力怎么內外攻擊，始終攻不破、打不爛、拆不散，仍然安如磐石、堅如銅墻鐵壁？筆者認為，中國共產黨贏在堅持槍桿子、筆桿子兩手抓，兩手都夠硬，嬴在超強的軟實力和硬實力。

 

01

黨的槍桿子和筆桿子兩手抓

組織軟實力、硬實力都超強

 

（一）黨指揮槍，槍桿子要硬

 

1. 革命時期槍桿子里出政權

 

在黨和軍隊的關系問題上，中國共產黨是走過彎路的。在成立的最初階段，中國共產黨把主要精力放在宣傳馬克思主義和組織工人運動上。但是從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到中共六大，被殺的中共黨員和革命群眾有三十多萬人，中共黨員的數量從大革命高潮時期的近六萬人，一下子降到 1927 年 11 月的不到兩萬人，損失的幅度幾乎達 70% ！

 

對于異常殘酷的局勢，毛澤東早就有所警覺，并在 1927 年 3 月寫作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向黨內同志發出警告：“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

 

1927 年 8 月 1 日凌晨，周恩來、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率領軍隊 2 萬余人，在南昌舉行武裝起義，經過 4 個多小時的激戰，全殲守軍 3 000 余人，繳獲各種槍 5 000 余支（挺），子彈 70 余萬發，大炮數門。自此，中國共產黨開始拿起槍桿子干革命。幾天后，在 8 月 7 日的漢口會議上，毛澤東總結前期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認識到中國革命沒有槍桿子是不行的，有槍桿子才能打倒反動派，提出了“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的論斷。盡管有了這樣的認識，但當時中國共產黨還處在幼年階段，政治上還不成熟，再加上部隊兵員的補充來源主要是農民、游民和俘虜，又加之連續作戰，生活艱苦，致使部隊中仍存在著單純軍事觀點、軍閥主義殘余、流寇思想、極端民主化等不良思想。針對這些思想傾向，毛澤東在 1929 年６月給林彪的信中明確提出了黨的“絕對的指揮權”“絕對的黨領導”等概念。同年 12 月底召開的古田會議認真總結了南昌起義以來建黨建軍的經驗，確立了人民軍隊建設的基本原則，重申了黨對紅軍實行絕對領導。黨從歷史教訓中認識到：槍桿子要硬。

 

1938 年 11 月，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六屆六中全會上動情地說，“共產黨員不爭個人的兵權（決不能爭，再也不要學張國燾），但要爭黨的兵權……在兵權問題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點東西……每個共產黨員都應懂得這個真理：‘槍桿子里面出政權’”，并接著指出：“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而決不容許槍指揮黨。”這樣，毛澤東就從政治原則的高度對黨和軍隊的關系作出了最本質、最形象的概括和表述。此后“黨指揮槍”成為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形象化表達。

 

1940 年 8 月 20 日，在百團大戰開始的同一天，朱德發表了《黨是軍隊的絕對領導者》，警示八路軍、新四軍指揮員必須絕對服從黨中央的指揮，并告誡全體官兵必須保障“黨的絕對領導”，而黨實際上是由黨中央直接領導的，因此，實際上也是在告誡全體官兵必須保障黨中央的絕對領導。真正讓“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內涵最終成熟的是皖南事變。皖南事變是第二次國共合作期間，國民黨在皖南有預謀地圍襲新四軍，并導致新四軍損失慘重，從而震驚中外的歷史事件。

 

皖南事變的慘重損失，讓中共中央痛下決心徹底將“黨對軍隊絕對領導”落到實處。此后，以《中央關于項袁錯誤的決定》的發布為標志，“服從中央領導與中央軍委指揮”成為“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核心內涵。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文獻中，“黨性”一詞在 1941 年之前較少出現，而在 1941 年之后成為熱門話題。中共中央政治局于 1941 年 7 月 1 日召開會議，討論并通過了王稼祥起草的《中共中央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決定指出，黨內在黨性方面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在政治上自由行動：不請示中央或上級意見，不尊重中央及上級的決定；隨便發言，標新立異，以感想代替政策；獨斷獨行，或借故推托；兩面態度，陽奉陰違，對黨隱瞞。

 

二是在組織上自成系統，自成局面：強調獨立活動，反對集中領導；本位主義；調不動人，目無組織，只有個人，實行家長統制；只要下面服從紀律，而自己可以不遵守；反抗中央；輕視上級，超越直接領導機關去解決問題，多數決議可以不服從；打擊別人，抬高自己；在干部政策上毫無原則，隨便提拔，隨便打擊；感情拉攏，互相包庇；秘密勾搭，派別活動。

 

三是在思想意識上，發展小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來反對無產階級的集體主義：一切從個人出發，一切都表現個人；個人利益高于一切；自高自大，自命不凡；個人突出，提高自己，喜人奉承；吹牛夸大，風頭主義，不實事求是地了解具體情況，不嚴肅慎重地對待問題，鋪張求表面，不肯埋頭苦干，不與群眾真正密切聯系。

 

 

1941 年 7 月 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局部）

 

1948 年 9 月 12 日至 1949 年 1 月 31 日，歷時 142 天的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期間，毛澤東在河北西柏坡一座土坯壘就的平房里，用一部嘀嘀嗒嗒的電臺，總計發出 197 封電報。一封封簡短的電報，指揮調動著在各大戰場上浴血奮戰的千軍萬馬，決勝于千里之外。在三大戰役期間，解放軍共殲滅國民黨軍隊 154 萬余人，無論是戰爭的規模還是取得的戰果，在中國戰爭史上都是空前的，在世界戰爭史上也是罕見的。

 

 

西柏坡中共中央舊址軍委作戰室

 

指揮作戰的電話機

 

裝備精良的國民黨軍隊最終敗給了“小米加步槍”的解放軍，這是很多人沒有預料到的。曾有人質問蔣介石：“你時常坐專機，飛來飛去到各個戰場一線指揮部下作戰，但為什么最終還是輸給了坐在世界上最小、最簡陋的土‘司令部’里，用電話機和電文指揮的毛澤東？”原因可能有很多，也許國民黨及其軍隊的失敗在三大戰役之前就已注定，但是對共產黨及解放軍來說，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應該是取得勝利的一個關鍵要素。

 

2. 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

 

新中國成立后，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緊緊抓住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勝利完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任務，帶領中國人民通過三年的社會主義改造，進入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在帶領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時也始終不渝地堅持毛澤東確立的“黨指揮槍”的原則，強調要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鄧小平在對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性質進行概括時，指出：“這個性質是，黨的軍隊，人民的軍隊，社會主義國家的軍隊。這與世界各國的軍隊不同。”

 

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進入新階段。面對新的時代背景，江澤民同志在進入 21 世紀后在黨與軍隊的關系問題上進行了重申和發展，他在黨的十六大報告中作出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我軍永遠不變的軍魂，要毫不動搖地堅持黨領導人民軍隊的根本原則和制度”的新論斷，揭示出人民解放軍作為黨的軍隊、人民的軍隊、社會主義國家的軍隊的本質所在。

 

此后，胡錦濤同志進一步闡述和發展了“軍魂”思想。他說：“總結歷史，我們完全可以說，黨和人民事業之所以能夠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社會主義中國之所以能夠在國際風云劇烈變幻中始終站穩腳跟，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我們有人民解放軍這樣一支忠于黨、忠于社會主義、忠于祖國、忠于人民的英雄軍隊。”“人民解放軍的優良革命傳統，集中起來就是聽黨指揮、服務人民、英勇善戰。聽黨指揮，是黨和人民對人民軍隊的最高政治要求，是人民解放軍不可動搖的根本原則。人民軍隊必須具有凝聚軍心的神圣軍魂。人民解放軍鑄就的軍魂，就是堅持黨的絕對領導。正是由于高度自覺聽黨指揮，人民解放軍才始終保持了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始終保持了強大的凝聚力和戰斗力，始終保持了蓬勃旺盛的生機活力。”

 

3. 黨的領導是中國最大的國情，是中國特色的本質

 

新中國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建立起來的。由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是歷史的選擇，是人民的選擇。無論是在計劃經濟時期，還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時期，黨的領導都一直是中國最大的國情。進入新時代后，這一點體現得更為鮮明。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緊緊扭住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這個根本，以巨大的政治勇氣和強烈的歷史擔當，帶領全軍重振政治綱紀，全面貫徹黨領導軍隊的一系列根本原則和制度，使黨的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共產黨領導。

 

2013 年 11 月 6 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接見全軍黨的建設工作會議代表時指出：我軍之所以能夠戰勝各種艱難困苦、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最根本的就是堅定不移聽黨話、跟黨走。這是我軍的軍魂和命根子，永遠不能變，永遠不能丟。軍隊黨的建設的首要任務是確保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這也是對軍隊黨的建設的根本要求。中國最大的國情就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2014 年 5 月 9 日，在參加河南省蘭考縣委常委班子專題民主生活會時的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斬釘截鐵地指出：“中國最大的國情就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什么是中國特色？這就是中國特色。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制度是我們自己的，不是從哪里克隆來的，也不是亦步亦趨效仿別人的。”這是我們的政黨自信，更是我們要在建設千秋偉業的過程中把一個百年大黨繼續推向發展的內在動力。

 

2021 年 7 月 1 日，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 100 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以史為鑒、開創未來，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堅強領導。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中華民族近代以來 180 多年的歷史、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100 年的歷史、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 70 多年的歷史都充分證明，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和人民選擇了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黨和國家的根本所在、命脈所在，是全國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運所系。”

 

新的征程上，我們必須堅持黨的全面領導，不斷完善黨的領導，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牢記“國之大者”，不斷提高黨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水平，充分發揮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

 

（二）筆桿子要硬,牢牢抓住組織最大的權力——思想權

 

筆桿子指揮的是思想權。一個組織最大的權力是思想權。統一思想，上下同欲，目標一致，力出一孔，利出一孔，組織便勢不可擋，戰無不勝。拿破侖說：“世上有兩種力量：利劍和思想。從長而論，利劍總是敗在思想手下。”回望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可以看出，幾代領導者也深諳思想領導的重要性。思想是行動的先導，行動是思想的反映。中國共產黨領導和團結廣大人民進行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歷史，就是一部以深入推進思想建黨作為黨的自我革命首要任務的歷史。

 

1. 筆桿子就是思想權

 

毛澤東曾對外國友人說，他以前最大的愿望是當教員，只是由于國民黨反動派的殘酷壓迫，他被迫拿起槍，搞起了武裝斗爭。毛澤東一生沒有怎么帶過槍，卻從不離筆，可以說毛澤東是用筆桿子指揮著槍桿子，帶領中國人民奪取政權的。筆桿子是號角、戰略、思想、方法，槍桿子是實力、武器、斗爭、行動。在古田會議上，毛澤東提出“紅軍的宣傳工作是紅軍第一個重大工作”，并在實踐中采用報刊、標語口號、戲劇歌舞表演等手段宣傳共產黨的政策主張。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面對國民黨反動派的軍事“圍剿”和反共宣傳，毛澤東堅持一手抓軍事斗爭，一手抓輿論武器，強調共產黨是要左手拿傳單右手拿槍彈才可以打倒敵人的。

 

在抗日戰爭期間，面對國民黨的反共宣傳，為了保證中國共產黨的抗戰路線和政策得到全國人民的理解和支持，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打敗日本侵略者，爭取抗戰勝利，毛澤東親自兼任《八路軍軍政雜志》編委會成員，為《解放日報》、《新華日報》、延安新華廣播電臺等媒體撰寫稿件。

 

 

反“圍剿”中的紅軍在行軍（新華社）

 

1947 年，在國民黨軍隊對延安的猛烈進攻中，中共領導人告別居住了十多年的延安，轉戰陜北。當時，隨行毛澤東和黨中央的只有兩支隊伍：一支是幾個連的中央縱隊，一支是新華社工作隊。毛澤東一面指揮打仗，一面指導新華社展開輿論攻勢，并親自撰寫了大量新聞、時評和社論。毛澤東后來說：中央留在陜北靠文武兩條線指揮全國的革命斗爭。武的一條線是通過電臺指揮打仗，文的一條線是通過新華社指導輿論。

 

在西柏坡期間，毛澤東和戰友們擬發電報 408 封，指揮了三大戰役，迎來了新中國的誕生。毛澤東的筆桿子不僅對準敵人，在歷史的關鍵時刻，當軍隊內部出現各種雜亂聲音與思潮時，毛澤東也用筆桿子統一思想，實現上下同欲、目標一致、力出一孔。面對黨內不同時期各種思想上的不統一，毛澤東也都有針對性地發表文章，促使廣大黨員達成共識。當黨內外對農民運動頗有微詞時，他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當井岡山時期革命處于低潮時，他用詩意語言寓意革命高潮即將到來：“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桿尖頭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當抗日戰爭處在最艱苦的相持階段，親日、親美言行泛濫時，他指出：“武器是戰爭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決定的因素，決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對比不但是軍力和經濟力的對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對比。”“抗日戰爭是持久戰，最后勝利是中國的——這就是我們的結論。”（《論持久戰》）

 

在人民軍隊跨過長江之后，他寫了新聞稿：英勇的人民解放軍二十一日已有大約三十萬人渡過長江。渡江戰斗于二十日午夜開始，地點在蕪湖、安慶之間。國民黨反動派經營了三個半月的長江防線，遇著人民解放軍好似摧枯拉朽，軍無斗志，紛紛潰退。長江風平浪靜，我軍萬船齊放，直取對岸，不到二十四小時，三十萬人民解放軍即已突破敵陣，占領南岸廣大地區，現正向繁昌、銅陵、青陽、荻港、魯港諸城進擊中。人民解放軍正以自己的英雄式的戰斗，堅決地執行毛主席朱總司令的命令。（《我三十萬大軍勝利南渡長江》）

 

 

百萬大軍橫渡長江

 

2. 思想改造，化敵為我

 

中國共產黨的思想權不僅體現在對黨內的思想影響，還包括對戰俘的思想影響。據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研究員劉統的研究，在解放戰爭中，解放軍之所以能夠戰勝國民黨軍隊，非常重要的一點在于解放軍能夠化敵為我。具體來說就是解放軍能夠很快地把敵人，準確地說是戰俘，轉化為我軍成員，甚至到了“即俘、即補、即戰”的程度。這種“即俘、即補、即戰”的做法，不僅是世界上空前的戰爭奇觀、歷史奇觀，也堪稱絕無僅有的人文奇觀。如何實現從戰俘到我軍成員的轉化呢？答案是：做思想工作。具體做法如下：俘虜兵被俘虜之后，我軍會組織他們先開訴苦會，再對其進行階級教育，然后是情感轉化。

 

訴苦會并沒有統一的官方定義，簡單來說就是讓俘虜們盡情回憶曾經遭受的苦難，痛陳社會的黑暗和殘酷，然后告訴俘虜們，這種黑暗和殘酷都是國民黨政權造成的，從而激發起俘虜們要加入解放軍，推翻國民黨政權的沖動。

 

訴苦會作為一種改造手段，剛開始主要運用于同地主的斗爭中，后來用于改造俘虜。1946 年 10 月 7 日，《解放日報》就介紹過通過訴苦大會改造俘虜兵的方法，提道：“在舉行了這種訴苦大會的地方，成千成萬的俘虜兵打開了眼睛，他們立即就覺悟到一系列的問題，立即就自動要求加入我軍與蔣介石和美國帝國主義者拼命。”后來，訴苦會在戰俘改造中被大量采用，成效顯著。

 

 

訴苦會

 

所謂階級教育是指提升“解放戰士”（被人民解放軍俘虜而從國民黨反動軍隊中解放出來、經過教育、參加人民解放軍的原國民黨軍士兵）的階級覺悟。因為國民黨軍隊的士兵絕大多數也是來自社會最底層的農民、無產者或者失業工人，也受到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和地主豪紳的階級壓迫，我黨教育他們天下窮人是一家，應該一起推翻舊社會，翻身求解放，教育他們應該為勞苦大眾服務，為人民服務，鼓勵其站到人民的立場上來。情感轉化是指優待、關懷“解放戰士”。我軍從 1927 年南昌起義伊始，就奉行優待俘虜的政策，甚至可以說優待俘虜是中國共產黨運用階級分析的觀點所制定出的必須執行的軍中紀律和對待敵俘的基本方針。毛澤東曾提出，我們對俘虜的政策是：第一，不打罵俘虜，不搜腰包；第二，受傷者給予治療；第三，愿留者留，愿走的發給路費。因此，不會出現打罵、虐待“解放戰士”的情況，甚至行軍的時候班長還替他們扛槍，宿營的時候班長給他們燒洗腳水，這些“解放戰士”以前從未受到過這樣的優待，所以很快就實現了轉化。

 

此外，共產黨不僅注重國內的宣傳工作，也重視在國際上發聲，贏得國際社會的普遍支持。長征期間，黨中央專門委派陳云到蘇聯向斯大林和共產國際領導人匯報紅軍長征的情況，讓共產國際增強了對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的了解和信任。陳云的報告發表在《共產國際》（中文版）雜志第一、二期合刊上，在國際共產主義陣營產生了強烈反響。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期間，黨中央成立對外聯絡交際機構，接見外國記者，暢談中國革命，以埃德加·斯諾的《毛澤東印象記》、福爾曼的《北行漫記》和斯坦因的《中共和解放區實況》等報道為代表，沖破了國民黨的輿論封鎖，向國內和國際人民傳遞信息，爭得同情。可以說，在長期的對敵斗爭中，毛澤東一直在運用輿論的武器推動武裝斗爭的進程，鞏固擴大武裝斗爭成果，并收到了顯著效果。

 

3.干部要拿得起筆桿子、能用筆桿子、善用筆桿子

 

新中國成立后，我黨依然重視宣傳工作，強調筆桿子的重要性。比如鄧小平同志就反復強調：“拿筆桿是實行領導的主要方法”“不懂得用筆桿子，這個領導本身就是很有缺陷的”。

 

1981 年，黨中央專門發出指示，要求“領導干部必須親自動手準備自己的重要講話、報告，親自指導、主持自己領導范圍內的重要文件的起草”，并明確指出“這是一個重大原則問題”。黨的十八大以來，面對新的、動蕩復雜的國際環境，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堅定理想信念，堅守共產黨人精神追求，始終是共產黨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信念，是共產黨人的政治靈魂，是共產黨人經受住任何考驗的精神支柱。形象地說，理想信念就是共產黨人精神上的‘鈣’，沒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堅定，精神上就會‘缺鈣’，就會得‘軟骨病’。”“對黨員、干部來說，思想上的滑坡是最嚴重的病變，‘總開關’沒擰緊，不能正確處理公私關系，缺乏正確的是非觀、義利觀、權力觀、事業觀，各種出軌越界、跑冒滴漏就在所難免了。思想上松一寸，行動上就會散一尺。”在促進思想統一方面，中國共產黨在實踐中也創造出了各種方法和途徑。比如早在 1929 年召開的古田會議通過的決議案就強調對紅軍進行無產階級政治思想教育以克服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教育方法有辦報、辦訓練班、看書看報、個別談話、開黨內會議和政治討論會，還有上政治課、組織政治訓練委員會、教授訓練方法、集合講話、游藝、改良待遇和對青年士兵進行特別教育等。會議決議案全面提出了在紅軍內部加強黨的建設的方法和途徑，保證了組織內部的思想統一。

 

中國共產黨也非常注重典型人物的塑造和宣傳，以此來實現思想引領。在不同歷史時期，中國共產黨一直將黨內涌現出的一批批先鋒模范作為學習的榜樣，如雷鋒、焦裕祿、孔繁森等，向全黨和全國宣貫，提升人們的思想境界，增強人們的精神力量，不斷改造黨的精神風貌，最終引領著中國社會健康發展。

 

《贏在組織》（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系本土著名管理學者、《華為基本法》起草人之一彭劍鋒教授最新力作。本書回溯中國共產黨百年不衰的基因與智慧，從黨的發展歷程中學組織能力建設，破解中國企業高質量發展與數智化轉型升級難題。成就百年基業，關鍵在于如何將能力建立在組織上，重構組織新能力。

 

02

企業如何做到筆桿子、槍桿子

“兩手抓、兩手硬”

 

（一）企業的槍桿子就是好產品，首先就是產品要硬

 

企業靠什么在市場上去拼、去競爭？企業手中的“槍桿子”就是好產品。所謂“以客戶為中心”，如果沒有好的產品，“以客戶為中心”就是一個偽命題。過硬的產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硬在技術，必須在技術創新上領先。而要實現技術創新領先，就要持續加大技術創新的研發投入，即要在研發上真金白銀地投入，沒有其他捷徑可走。

 

（2）硬在“真材實料、貨真價實”。好產品是根、是主，服務是輔；既要“真材實料”，也要產品創新，在此基礎上再去追求服務。

 

（3）硬在卓越的營運系統、精益化的生產制造、敏捷而高效的供應鏈管理、獨特的市場與品牌管理，以此才能夠打造出成本領先、高品質、高性價比的產品。

 

（4）硬在技術與產品創新向善、行善，而不是作惡。好產品的背后是企業家的好人品和正確的價值觀。某些互聯網公司利用人性的弱點所開發的一些游戲產品就是在作惡，而不是行善。某些高科技企業基于大數據的產品創新毫無底線地侵犯個人隱私，形成數據壟斷后，綁架消費者，剝奪消費者的知情權與選擇權，這也是在作惡。這種技術創新及其所帶來的產品力是脆弱而不足取的，最終難以支撐企業持續做大做強。

 

華為贏在什么地方？其實也是贏在產品技術創新領先。三十多年來，華為每年投入巨資用于研發。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公布的關于 2022 年全球專利申請量的相關報告顯示：華為公司提交的 PCT（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專利合作條約》）專利申請量連續六年排名第一。正是華為在技術創新上的不斷投入，才讓華為的產品能夠“硬”起來。

 

（二）企業要有凝聚力和戰斗力，必須抓好思想權

 

首先是對內統一思想，達成文化與戰略共識。華為創始人任正非就是善于用筆桿子抓思想權的卓越企業家，任正非親自撰寫的數百篇的講話和文章，篇篇堪稱或凝聚人心、鼓舞人心或針貶企業現實問題、解決企業經營管理問題的精典，讓十幾萬高學歷的知識型員工在正確思想的引領下力出一孔、利出一孔，抱團打天下，從市場上的追隨者成為全球行業的領先者。

 

任正非善于用筆桿子解決企業經營中所面對的難題。他在《一江春水向東流》一文中說，到 1997 年后，公司內部的思想混亂，主義林立，各路諸侯都顯示出他們的實力，公司往何處去，不得要領。他請中國人民大學的教授們，一起討論一個“基本法”，用于集合一下大家發散的思維，幾上幾下的討論，不知不覺中“春秋戰國”就無聲無息了。

 

對如何管理知識型員工，任正非通過《致新員工書》，告知員工華為是建立在什么樣的價值體系之上，公司鼓勵“努力奮斗”“做出良好的貢獻”，“求助沒有什么不光彩的，做不好事才不光彩”，幫助新員工“入模子”，加速完成從學校到社會的轉變。

 

針對公司中有員工患抑郁癥、焦慮癥，任正非發表《要快樂地度過充滿困難的一生》，引導員工“積極、開放、正派地面對人生”。“人生苦短，不必自己折磨自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同時也要牢記，唯有奮斗才會有益于社會。”

 

《開放、妥協、灰度》則是提出干部管理的導向，任正非指出：“堅定不移的正確方向來自灰度、妥協與寬容”“寬容是領導者的成功之道”“沒有妥協就沒有灰度”“妥協是對堅定不移方向的堅持”。這是華為對干部所期望達到狀態的哲學境界的總結和行動指南。

 

對華為的每一次變革，任正非都通過參觀走訪、思考寫作傳遞自己的所思所想，最終為華為的改革鋪平道路。如《赴美考察散記》《走過亞歐分界線》《我們向美國人民學習什么》，這些文章說明了華為為什么選擇全球化道路，走全球化道路為什么要選擇以美國企業為老師，從而減少華為變革中的阻力。

 

任正非通過一篇篇文章，既傳遞了組織的使命、愿景和價值觀，保證了員工們在思想上達成共識；同時也讓廣大干部和員工明確組織的發展方向和做事方式，從而減少了工作和協作中的阻力和摩擦，提升了組織效能。

 

在華為三十多年的發展歷程中，這些文章就像一個個火把，發出或微弱或耀眼的光芒，照亮華為前行的道路，引領華為人不斷進步，朝著同一個目標前進。而有些企業對思想權沒有任何認識。

 

為什么很多企業剛開始有好技術、好產品卻還不能做大做強？為什么很多科學家創辦的高科技企業注重研發，也有創新性強、技術含量高的好產品，但還是做不大、活不長？答案是：光有技術和產品，沒有對人思想的引領，沒有組織力，即使有好產品也賣不好、賣不長，企業也做不大。

 

（三）企業家要抓好基于文化價值觀的組織領導力建設

 

企業家一定要抓好基于文化價值觀的組織領導力建設。企業家精神與企業文化是組織能力之魂，是企業組織能力發展的不竭的動力源泉，企業家的自我超越與團隊領導力是企業組織能力建設的第一能力要素。因此，打造基于文化價值觀的團隊領導力，企業就可以聚集組織所有力量，朝著一個共同的目標持續奮斗，從而形成組織強大的凝聚力與戰略牽引力，實現企業家個人智慧到團隊智慧、企業家個人能力到互補性團隊領導力的轉型升級。

 

文：彭劍鋒，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博導，華夏基石管理咨詢集團董事長，《華為基本法》起草專家組組長

來源：華夏基石e洞察（ID：chnstonewx）摘編自彭劍鋒教授新著《贏在組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