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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虬:“公有資本”創造價值嗎?
點擊:  作者:紫虬    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  發布時間:2025-05-06 09:4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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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馬克思誕辰207周年】

九十年代提出“公有資本”,目的是“增強公有制的主體作用”(十五大報告)。首先指的是對全民、集體所有的生產資料的運營,實現商品生產的市場主體化,利于全面核算和全民監督;其次是以流通領域的勞務市場為條件,在生產領域“勞動者的勞動聯合和勞動者的資本聯合”,變革雇傭勞動,建立勞動資本化的聯合生產形式。(參見紫虬視野《回避雇傭勞動談市場經濟體制,社會主義將陷入顛覆性陷阱》)

 

長期以來,對待資本有脫離馬克思主義的一些傾向。比較突出的,一是接受西方經濟學的觀念,認為《資本論》過時,資本作為一種生產要素也創造價值。這種帶有鮮明階級特征的認識在主流媒體上長期存在,反映了多年前紀檢部門批評在一些重要單位馬克思主義被邊緣化向全社會的折射。這種思想誤區對我國無產階級政治建立起的崇高社會信用在資本形式下被私人資本利用、形成高度欺詐缺乏警惕,例如在房地產業出現許家印這樣的資本巨鱷。


另一種認識只堅持資本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看不到資本“另一方面也創造出一個普遍利用自然屬性和人的屬性的體系”(《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90頁),反映在沖破條塊分割,豐富市場主體分工和公有經濟引領的社會協作上;看不到有可能建立由強大的社會信用引領的物質生產“資本”杠桿,建立對全社會財富、資產的全民監督和支配,推動以人為中心的公共服務、公共基礎建設,推動全球化的共商共建共享,支持反帝反霸斗爭。


總之,反映了對現代資本主義兩重性的陌生和小生產意識。這是我國從農業國向強大的工業國演變過程中,放松馬克思主義指導的自發現象。


實踐證明,在社會主義上層建筑的約束下,在黨的領導下,把資本占有剩余價值邏輯、利益最大化改造為共享利潤是可能的。利用資本的信用和擴張的普遍性,保護強化產業鏈,以人民需求為中心,可以創造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生產力,最終實現馬克思說的,“利用資本本身來消滅資本(同前,第91頁)這個可能性能否實現,就看能否在生產環節和上層建筑意識形態中,對資本所反映的生產關系進行以活勞動為中心的脫胎換骨,即社會主義改造。


“資本創造價值”抹殺剩余價值和利潤的區別,把可變資本的增殖僅看成收入和成本的差額,墮入資產階級經濟學立場,這一點比較容易揭露。危險的是,把資本看作物,混淆使用價值生產條件的多要素和勞動價值,把社會化大生產的一面視作資本創造價值,誤以為只要所有制公有,資本就自然發生質變,這就不知不覺地接受了資產階級立場。如有人違背黨的組織原則,在香港公開發文,宣揚資本和勞動共同創造價值等。對此類現象,必須給予清晰的批評和認真的糾正。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增強公有制主體作用,必須突破資本本質的“四個界限”(參見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手稿摘選)》,《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88頁)


首先,突破活勞動能力的交換價值限于必要勞動價值的界限


馬克思把雇傭工人的勞動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生產出同他的生活資料相等的價值,即必要勞動價值。第二階段的勞動并不為工人形成任何價值。這段時間形成剩余價值,“剩余價值以從無生有的全部魅力引誘著資本家”(同前,第251頁)。如果工資報酬超越了必要勞動價值,就違背了資本的邏輯。這就構成了資本本質的第個界限。


在社會主義公有制下,當勞動力不是商品時,斯大林認為,不存在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毛澤東進一步認為,由于勞動力已經不是商品,社會主義商品的兩重性已經不同于資本主義商品的兩重性。他們共同否定了生產環節的勞動力商品化。因此,勞動者工資福利和各種實物報酬高于必要勞動,是天經地義的。


國有和集體企業在稅后扣除社會公益支出、預防風險支出等以后,國有資本金的凈利潤屬于全民所有,通過上繳國家返還社會;集體資本金的收益歸集體共有。公有經濟勞動者除了享有社會成員應享的部分外,作為企業直接勞動者,適當得到高于社會成員的回報,是按勞分配的體現之一。高出部分在改革開放以前,是通過國家集體個人三者利益結合,上級獎勵和稅后企業積累的公益金公積金,以及允許進入成本費用的部分生活福利支出體現出來,這部分獎勵和福利的實質,是對直接勞動者的回報。


改革開放以后,隨著用工制度改革,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就有了現實意義。高于社會成員的回報部分,在政策推動下,按市場原則被精算剝去。在解除“鐵飯碗、鐵交椅、鐵工資”對勞動者和生產資料、直接勞動成果緊密靈活結合的局限時,以市場公平的契約形式,爭取到了工人和企業在勞務市場流通環節獲得雙向選擇自由。這種自由受到西化派冠以改革開放成果連篇累牘的鼓吹,但也隨著公共服務如養老“產業化”、資本化和高失業率,已實質性消失。


在生產環節,在市場機制作用下,勞動力商品的出售,當正確的思想政治工作缺位時,人與人關系受企業用工制度決定,自然形成由企業管理者雇傭和勞動者被雇傭的關系,與名義公有制無關,這是資本邏輯的客觀結果。在特定的政治傾向支配下,工人或下級參與管理成為錯誤,勞動地位如同于被剝離生產資料、被驅使支配的被動勞動,勞動創造價值的價值論、勞動者管理企業的主人翁權利被革除,回到了新的,也是傳統資本主義的禁錮。這既是批判鞍鋼憲法和大慶精神的邏輯延伸,又是“公有資本”理念和機制對公有經濟的質變。


回顧這段歷史,可看到存在著理論和實踐上的盲目性。列寧的一段話回答了這類普遍現象的原因:“自發的運動, 沿著阻力最小的路線進行的運動,為什么就恰恰會受資產階級思想體系的控制呢?原因很簡單:資產階級思想體系的淵源比社會主義思想體系久遠得多(《列寧選集》第1卷第328頁)


能否在勞動與生產資料、直接勞動成果緊密靈活結合的市場機制下,在生產環節消除雇傭制的消極性,成為社會主義改革的戰略性課題。與此同時,在強大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反作用下,也存在著一些受到毛澤東思想耳渲目染的勞動者發展起來的私營企業主,運用商品生產者主體地位和靈活機制,在雇傭工人的工資福利待遇上,突破必要勞動價值,創造了較高的科技創新和生產的效率,增強了企業凝聚力,成為“勞動者的勞動聯合和勞動者的資本聯合為主的集體經濟”(十五大報告)的早期孕育基礎。


在中國改革開放引入市場經濟、跟著美國求富的重大轉變同期,西方演變蘇聯,瓦解其爭霸威脅也取得了重大進展。大蕭條對西方資本主義的懲戒警示作用喪失,通過里根、撒切爾的新自由主義興起顯示出來,美國貧富分化出現了自大蕭條以來的“V”形拐點,扶搖直上。日本的工人終身雇傭制瓦解。受到西方新自由主義影響,中國推進私有化的同時,不僅公有企業的福利部分被認為是企業辦社會而被革除,而且教育、醫療、住房等公共服務產業化市場化,其實質是克扣工人階級得到的必要勞動價值,接受消費領域的市場盤剝,弱化了勞動力商品在流通領域的談判地位,不敢婚育、消費,人口銳減等現象標志著勞動者相對貧困、社會生產過剩。進入新時期后,開始發生漸變,但依然阻力重重。在人工智能快速發展的條件下,加劇了過剩、失業問題。當脫離基層群眾的決策者和智囊學者還在四平八穩時,廣大的工人階級中下層已經感受到了人工智能帶來的寒意和緊迫感。


從現實實踐看,公有資本按市場資本邏輯在生產環節雇傭化勞動力,如曾經所謂的“買斷工齡”,使勞動者和生產資料分離,廢棄了勞動者的主體地位;一些企事業單位用外包、編外等手段克扣勞動者各類保險和公積金等;農村養老無著,空巢化反映家庭小生產方式在市場經濟中的風雨飄搖。勞動獲得沒有達到社會平均必要勞動價值,具有典型的資本生產特征,是對資產階級法權的放任。


新時代關于人力資本的提法,只有在勞動資本化中才有意義,即建立勞動聯合、集體性質的公有企業,從而指出了一條我國公有制回歸主體的重要路徑。如華為區別勞動者和奮斗者,在勞動聯合體內,被動“勞動者”只能停留在雇傭位置,主動勞動創新、自發愉快加班的“奮斗者”才有資格持股。根據華為年報,2022年持股員工比例接近70%。


勞動聯合生產通過生產資料共有使自己的勞動增殖,只有通過變革雇傭制才能形成,和沒有與雇傭制劃清界限的國有資本企業相比,具有天然的優勢,把勞動的主體化和資本能夠極大地促進生產力的作用結合了起來,在實踐中豐富了社會主義的新形態。公有資本如果在勞動力價值上不突破必要勞動價值,就很難實現對私有資本的引導,不能根本解決社會購買力萎縮,不能實現縮差共富。 


其次,突破“剩余價值是剩余勞動和生產力”的界限


公有資本追求效益毫不遜色于私有資本,但并不是利潤掛帥。通過更大的投入科技創新,為客戶創造超額價值,在與社會和客戶分享部分剩余價值中,滿足人民的物質文化需要。這就首先要求產品具有更大的普惠性,同時,在同等生產力條件下,社會主義以使用價值為主的生產目的應該比資本主義理直氣壯地開展水平更高的公共服務,同時面對人工智能的嚴峻挑戰,實現真正的基礎、普惠、兜底性質。


突破剩余價值的生產力局限,在中國企業有一個根本的特色,即真誠遵循了客戶價值優先。無論是為了生存,被迫為之,還是在市場中感悟總結,幾十年來有了很好實踐。如高鐵發端于歐日,電能長距離輸送發端于英德美,移動通訊技術發端于歐美,即時通訊、網絡支付等新型科技發端于美國等,但是,這些均興盛于中國。這種逆勢反超,是中車、國電、華為、騰訊、阿里等在為客戶創造超額價值上的堅守,與西方資本急于投資回收,股東利益至上的對決,和西方資本脫實向虛趨勢形成對照。這一規律,也是最終適應社會化大生產的企業本質規律。其中,阿里、騰訊等外資控股企業,為占領市場,取得壟斷,以普惠性讓利客戶,因而可以在電子支付、即時通訊、電子商務上換道超越美歐西方,促進了社會生活的便利性。從資本的角度,這種成果歸根結底,是國有資本容納、放行、讓利、把握的結果。


其三,突破貨幣是生產的界限


資本自發、盲目的迅速擴張,以交換價值為限,即賣得出、有錢賺為限。在馬克思時代,當借貸資本的利息占據了產業資本本來獲有的多數利潤時,出現周期性資金鏈斷裂和經濟危機,產業停滯。今天情況發生了進一步的巨大變化,當金融、土地的暴利遠超產業資本,直至美國壟斷資本肆意印鈔收割全球財富時,產業資本已經成了壟斷資本的“雞肋”。全球日均外匯交易額2019年已近7萬億美元,其中80%為非實體經濟資金流動,60%用美元結算,全球經濟充滿虛擬資本的風險投機與防范。資本對生產力的阻滯,從來也沒有“去實向虛”這么露骨明確過。


進入新時代,我國金融改革抓住為實體服務這一點。但是也受到了市場迷信的嚴重干擾,只承認“無形之手”,不承認以至放棄對客觀存在的按比例協調發展的規律的探尋,頑固堅持新自由主義貨幣學派“固定貨幣供應增長率的貨幣政策”。他們不懂得所謂的“經濟發展必然導致貨幣貶值”,實質是以資本擴張為中心,而不是以滿足人民需求的物質生產為中心,把通貨膨脹這一資本的典型弊病常規化、習慣化,身不由己地迎合資本的去實向虛。如金融“池子說”曾一度代表了畸形房地產業對國民經濟的綁架,和對實體經濟的打擊。1998年到2015年,我國M2年均增長高達16%,近4年大幅下降,也在8%~10%之間,2023年增速達12%。


正如馬克思所揭示的,貨幣不夠用,實際是生產過剩,也是資本的實現形式不足,于是“產生了貨幣魔術師們(蒲魯東等等也包括在內)的幻想:……必須人為地創造更多的貨幣”(《馬恩文集》第8卷第93頁),而生產資本所要求的貨幣,“不是在流通手段這個規定上的貨幣,而是作為財富的一般形式的貨幣”(同前),構成了資本生產的內在矛盾。今天,這個矛盾比馬克思時代變本加厲。我們通常所說的“保持適當寬松的流動性”,在資本機制、市場機制下并不完全用于直接生產,重要部分由信貸擴張構成,異化為借新還舊的貨幣空轉,刺激超前消費借貸,自發脫實向虛。因此,突破貨幣是生產的界限,一要消滅通貨膨脹,嚴肅糾正以各種理由增加貨幣發行和信貸,保證制造實體特別是公有經濟生產資金,批判追隨貨幣主義的教條主義習慣,正視濫發貨幣是“財政混亂的主要禍害”(《列寧選集》第3卷第261頁);二是必須把物質資料的生產作為社會積累的源泉,高度警惕境內外虛擬經濟和投機資本泛濫。守住人民群眾的錢袋子,這是公有資本的重要“紅燈”。


其四,突破“使用價值的生產受交換價值的限制”


資本的生產,是為錢而生產,產品如果賣不掉,資本家寧愿不生產,這就和社會主義公有企業為人民生產的目的產生矛盾。按照所謂“自由中性”市場經濟的法則,銷毀過剩使用價值的規模,僅從直觀的現象看已經遠超馬克思時代。無論是懲戒性的對官僚主義特權違規建立的成片別墅群的拆毀,還是各地區以爛尾樓等名義對成片新建在建樓房的拆毀,都是曾經的房地產“資金池”必然伴生的過剩產品的銷毀。鋼鐵、光伏等各行業的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等宏觀計劃調控,反映了資本迅速發展也伴隨著市場經濟巨大的社會浪費。


更為重要的教訓是,由于公、私資本的生產目的不同,決定了兩類資本截然不同的兩種使用價值:滿足社會需要和利潤最大化,使得原有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生產資料資本化后,在采用市場交換價值的衡量、評估中,一開始就處在先天弱勢。“使用價值的生產受交換價值的限制”的法則,造就了公有制原罪。對此,經濟學家們長期以來裝聾作啞,用“自由中性”的市場法則貌似公允地衡量、處分兩類不同性質的資本,這樣,就只能造成原公有資產大部分私有化,社會新增資本必然多為私有資本。


按照國家統計局資料,1998-2015年,在M2增長12倍的條件下,公有資本僅增長4倍多,私有資本增長191倍,記錄了市場經濟的原生態。公有中小企業因三角債,破產出售,沒有得到私企享受的減稅全力支持,沒有得到外資“減二免三”的扶持;一大批腐敗官員事發前曾責令國企領導班子在關停并轉中穩定員工情緒,強迫企業引頸受戮;“56789”形成后,又要以“店小二”、捍衛者自居,他們形成了愛憎分明的歷史軌跡和路線,只是因貪污腐敗被懲。這些政經腐敗、倒行逆施,是以資本為中心,體現了產權“使用價值的生產受交換價值的限制”。 


另一方面,2017年8月29日成立的國家資本控股的網聯清算有限公司,將網絡支付跨行清算職能分離,支付機構回歸于支付服務主體,對螞蟻金服為代表的網絡金融的清理整頓和限制,是央行結束新生“數據寡頭”壟斷的一系列步驟。特別是對安邦和恒大等一些房地產依托公有銀行瘋狂擴張“爆雷”的私企,資產果斷落零,交國資為主改造,在沉重打擊資本壟斷中,也走出了回歸公有的一條路徑。


以上說明,社會主義“公有‘資本’”,借用了傳統資本形式,實質是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剔出信用方式、商業核算方式和社會化生產方式,在社會主義公主私輔經濟成分中的運用。“公有資本”是對資本的揚棄,特別是對資本的社會關系這個本質的剔除,是對資本中有利于生產力的自然屬性的保留,而不是原有的資本概念。即使是“公有資本”,也不創造價值。認清資本的本質界限,限制資本的基本特征,是無產階級專政下限制資產階級法權最生動的內容,不如此不能為資本設置紅綠燈。馬克思提出資本本質概念的四個界限已經160多年了。本質的東西沒有變,變的只是程度、范圍、形式。 


(作者系昆侖策特約評論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修訂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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