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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飛刀：古巴從來不姓卡斯特羅

點擊：  作者：李小飛刀    來源：補壹刀  發布時間:2018-04-21 10:44:46

 

        古巴全國人民政權代表大會19日宣布選出新一任古巴國務委員會主席，58歲的迪亞斯·卡內爾接替86歲的勞爾·卡斯特羅，完成了古巴領導層的“代際交替”。

西方媒體普遍使用古巴進入“后卡斯特羅”時代來定義這次交接。而意識形態更濃的媒體還用到了“退位”“世襲結束”這樣的詞語。

“后卡斯特羅時代”是不準確的，勞爾·卡斯特羅古共第一書記的任期將正常延續至2021年；“世襲”這種詞則用得更顯惡毒，古巴共和國從來不姓卡斯特羅：老卡斯特羅的7個孩子都遠離權力，他們中有的是學者、有的是棒球隊的隊醫，最小的兒子甚至沒有受過高等教育。他們都是平凡的人，沒有什么“準備接班”“預備立儲”。

但毫無疑問，當年以12個人7條槍領導革命，引導古巴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那群年輕人，如今已悉數淡出歷史舞臺。老卡斯特羅曾說，自己是屬于上世紀的人，到今天，屬于他們的那個世紀，確實要遠去了。

“格拉瑪”號

在網上看到一篇近幾年去過古巴的游客所寫的游記，記錄下他在古巴的三個“想不到”：

第一是原以為古巴充斥著個人崇拜，卻想不到古巴街頭巷尾沒有什么卡斯特羅兄弟倆的痕跡，老百姓直稱老卡斯特羅叫菲德爾，即使面對陌生游客，也不諱言他們對老卡的肯定和抱怨。

第二是原以為古巴革命是“破四舊”，卻想不到從西班牙殖民時代到受控美國時期上百年的建筑全部得到完好保存。

第三是原以為古巴社會被人為劃分出很多“上級下級”，卻想不到古巴人與人之間非常平等，“干部”也沒什么架子。

原來在這位游客眼里，古巴所代表的制度，是專制、破壞與社會等級的象征，這真不知道是卡斯特羅、切·格瓦拉，抑或是這個時代哭笑不得的悲哀。

1960年，存在主義者、全世界“文青”的偶像薩特帶著波伏瓦，訪問了革命后沸騰的古巴。島上狂熱的民眾、充滿朝氣的革命領袖，讓薩特以為自己看到了人類的未來。時年，菲德爾·卡斯特羅34歲、切·格瓦拉32歲、勞爾·卡斯特羅28歲，其他領導者則很少超過30歲。

回國之后，薩特在《法蘭西晚報》上發表文章，稱“古巴人必須贏得勝利，不然我們就將失去一切，甚至希望。”

那是理想還有大眾色彩的年代。

年輕的卡斯特羅和切·格瓦拉們渾身洋溢著那種時代氣質。

1956年11月25日，由卡斯特羅帶領的82名古巴流亡青年乘坐“格拉瑪”號，從墨西哥出發前往古巴掀起革命。

就像他們中間的代表人物切·格瓦拉，早年騎著一輛半報廢的摩托就敢周游南美一樣，南美年輕人天生有種天不怕地不怕的樂觀氣質。

電影《摩托日記》劇照

革命理想高于天，革命的準備工作卻嚴重不足。“格拉瑪”號作為一艘設備嚴重老化，船速緩慢，只能搭乘25人的小游艇，卻要裝下82個戰士、武器彈藥。因為船上的油箱只能裝下1200加侖的油，撐不到古巴，甲板上還要加塞2000加侖的罐裝油。

他們在海上遇到了暴風雨，幾乎所有人都暈船，他們發覺海水浸入甲板。大家把能扔的東西都扔掉，準備棄船游上海岸，此時發現原來以為進水的那個地方根本就沒問題，是一個救火用的水龍頭不知為什么被打開了。

按照原定計劃，他們要在11月30日這天登陸，岸上的革命組織分部策應，一同發動起義。由于“格拉瑪”號耽擱了兩天，船上的通信設備又只能收不能發，到了約定的時間，岸上的組織已經寡不敵眾被迫撤離，而卡斯特羅他們還蒙在鼓里。

12月2日，“格拉瑪”號在一片沼澤地登陸，他們沒有找對登陸的地點，距離原定計劃偏了兩公里，而政府軍提前收到情報，早有準備，從空中和陸地兩方面圍剿。經過3天血戰，革命者損失慘重：50人陣亡，另有20人被俘后遭軍隊殺害，只有12人幸存。卡斯特羅就帶著這12個人進入馬埃斯特臘山開展游擊戰。

這是一趟悲壯而又稚拙的前行。理想是推翻巴蒂斯塔獨裁統治，建立人人平等的理想社會；現實是革命隊伍缺人缺槍缺經驗，而敵對勢力及其強大又有美國加持。

很難有人相信他們會取得成功。

這種理想與現實的矛盾，既體現于革命中，也貫穿于革命勝利后新古巴的生存與建設中。

兩個古巴

1492年，登上古巴海岸的哥倫布贊嘆：“這是人類眼睛所見到的最美麗的地方。”

把一生癡絕留給古巴的海明威，在美古關系破裂的1961年黯然回到美國，用一桿獵槍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這是一個太美的地方，但作為一個國家，又存在太多的不利條件。作為一個面積10萬平方公里的島國，古巴經濟結構嚴重單一，工業主要是蔗糖生產，馳名世界的古巴雪茄至今依然是手工制作，經濟從未擺脫外援。

“No esfacil。”——什么都不容易。古巴人總是把這句話掛在嘴邊。革命勝利前，古巴主主要向美國出口糖、雪茄，從美國進口制成品、日用品和食品等。美國對古巴實施制裁后，由于出口外匯收入的減少，從美國等國進口的日用品和食品大大減少，為保證對大多數居民的供應，古巴政府自1962年起不得不對居民的基本消費品實行憑本定量、低價供應和分配。

古巴居民每戶有兩個購貨本，一個是購買日用品和食品，一個是購買衣服和鞋。定量供應的商品、數量和價格在不同的時期根據實際情況進行適當的調整。自1962~1981年底，古巴憑本供應的基本消費品的物價和農產品收購價格沒有變動，處于凍結狀態。這些商品的價格一般都很低，政府給予大量的財政補貼。

為應對美國的制裁，古巴長期依賴蘇聯主導的經濟互助委員會。據資料介紹，在蘇東劇變前，古巴與蘇東國家的貿易占外貿總額的85%。1988—1989年度古巴出口的商品中，63%的糖、73%的鎳、95%的酸性水果和100%的電器零配件出口到蘇東國家；進口的商品中，有63%的食品、86%的原料、98%的燃料、80%的機器設備、約75%的制成品來自經互會國家。

卡斯特羅與勃涅日涅夫

戈爾巴喬夫當政后，蘇東減少了對古巴的援助。劇變之后，古巴經濟更是陷入停滯，菲德爾·卡斯特羅曾在接受采訪時感嘆：“當那個大國在一天之內崩潰時，我們國家遭受了一次毀滅性的打擊。我們陷于孤立無援。我們的糖失去了所有的市場，我們得不到糧食、燃料，乃至于為死者舉行宗教葬禮所需的木材。美國加強了禁運，我們的市場和基本供應的來源都瞬間消失，國民卡路里和蛋白質的消費減少了幾乎一半。”

由于缺乏燃料，古巴的郵政系統基本癱瘓，古巴人甚至一度使用信鴿代替航空郵政。哈瓦那街頭的汽車數量銳減，為解決交通出行問題，古巴政府從中國進口了大量“鳳凰”“永久”，退回自行車時代。

直到2005年3月，古巴才結束節制消費的“特殊階段”，此時，委內瑞拉的查韋斯向古巴伸來援助之手，以廉價石油換取古巴的醫療援助，許多古巴人車庫中的老爺車20年第一次等來了汽油。

然而好景不長，2008年的金融危機以及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下降沉重打擊了委內瑞拉經濟，再加上颶風天災，使古巴經濟連受重創。2016年，古巴經濟下滑0.9％，為20多年來首次出現負增長。

古巴長期處于計劃經濟體制之下，強調義務和奉獻，拒絕物質刺激和激勵，國營經濟效率低下，職工“薅社會主義羊毛”的現象嚴重。為刺激經濟，古巴歷史上不是沒有采取過放開私人經濟的時候，但過程幾經起落，由于古巴對貧富差距的警惕，對私營經濟態度的一直徘徊在利用與限制的輪回中。

2010年以來，在嚴峻的經濟形勢下，古巴政府出臺了一系列“更新”社會主義經濟模式的新舉措，對原計劃經濟體制下的一些領域進行松綁，主要是放開個體私營領域，對外開放，設立經濟開發區。

更新取得了一定成績，但由于各種原因，改革措施落實比較緩慢，2011年古共六大所提出的313條政策措施，到古共七大時只完成了21%，77%正在執行中，2%尚未開始實施。國營部門的裁員、貨幣并軌（古巴流通兩種貨幣，一種是大多數人用來支付的古巴比索【1美元可兌換24古巴比索】，另一種是古巴可兌換比索【1美元可兌換1古巴可兌換比索】，兩種貨幣導致“黑市”盛行，收比索的國營商店便宜而貨少，收可兌換比索的商店昂貴而貨多）、對外商投資限制等老問題“更新”效果不明顯。

年輕人也是一大挑戰，在古巴革命后出生的年輕人，思想在發生變化，他們希望能買房子，夠吃飯、穿衣服，渴望社會有更快的、更加積極的變化。

勞爾·卡斯特羅在文章中承認：“今天的青年們要求更高，因為他們能力更強，受過更好的教育，修養更高，尤其是，他們更具批評精神”，“在今天，沒有一個人會僅僅因為我們告訴他‘你的父輩和祖輩經歷過怎樣的艱苦時光’而成為一名革命者。”

但是，以上所提到的這些，只是古巴的一個側面。

一位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的老前輩在他的書中寫過這么一件往事，有次他在古巴約見一位部長，比約定時間晚了很久才見到，部長很抱歉地向他解釋說，路上耽擱了，有老百姓揮手搭乘他的車，他先把人送到目的地再趕過來。

原來古巴政府規定，凡掛紅牌的車子（公車）遇有攔車搭乘的行人，空車時且駛向同一方向，必須準允搭乘。某位省委委員、副局長由于沒有讓路邊的招手人搭上車，受到警告處分并公示。

盡管經濟困難，古巴教育和醫療這么多年一直堅持免費，大街上修得最好的建筑是學校和醫院。古巴教育支出常年占財政支出的一成左右。國民識字率達99.9%，小學入學率為100%，每4個古巴人里就有1個是大學生。

古巴醫療水平在世界居領先地位，平均每10000 名古巴人擁有134.6名醫生，超過美國和加拿大，位居美洲地區第一。2016年，古巴一歲以下嬰兒的死亡率僅為4.3‰，低于美國和其他富裕國家，遠低于全球32‰的平均值。古巴人口平均預期壽命為78.45歲，處世界前列。同時，古巴也是全球首個經世界衛生組織認證消除艾滋病毒及梅毒母嬰間傳播的國家。

古巴的人類發展指數在全世界排名67位，基尼系數（貧富差距）為0.764，均為南美國家最優，在以搶劫、綁票和毒品聞名的南美犯罪天堂，古巴是整個西半球犯罪率最低的國家之一。

古巴或許沒有墨西哥、阿根廷、巴西、哥倫比亞那樣的自由，但古巴沒有觸目驚心的貧富差距，沒有貧民窟，沒有上不起學的孩子，流離失所的母親。

這種追求社會平等的觀念融入古巴人的血液當中，即使是追求個人價值的年輕人也不例外。刀哥曾看過一個到中國學習中文的古巴交換生記述。第一個冬天，她生病了。“我去看病，我去的時候以為可以直接去找大夫。我坐在他面前，他問我有沒有掛號。”

她感到意外，她知道在中國醫療并非免費，“但我以為可以先看病再交錢，因為我很不舒服。這讓我覺得他們首先要的是錢，而不關心我的身體，在古巴不是這樣的。”

那么，這一面的古巴和那一面的古巴，哪個才是古巴？

“讓我們忠于理想，讓我們面對現實”

對古巴“更新”的方向和節奏問題，勞爾·卡斯特羅在古共“七大”上的所作報告中說，“正如我們預料的，有些人對革命進程中那些問題相對較少的時代具有懷舊之情，當時蘇聯和社會主義陣營還存在。有些人則走到了另一個極端，期望復辟資本主義來解決我們的問題。”

“在評估當前變革節奏時，不應忽視的事實是，在古巴絕不允許采取所謂的“休克療法”，它被頻繁使用而損害社會下層利益。此前提所對應的原則就是任何人不能無所依靠，很大程度上決定古巴經濟模式更新的速度。”

總結起來就是，古巴人在面對現實，但古巴人不會背叛理想。

在自由主義盛行，利己主義者遍地的時代，每個人都在爭取自我利益最大所導致的負面結果是，人們失去了對社會的歸屬感和信任感，當前在歐美涌動的民粹主義思潮，正是這一缺漏的表現。在這樣的時代，古巴的堅持彌足珍貴。

市場和資本給生產力帶來的刺激是巨大的，給社會帶來的沖擊同樣是巨大的。在社會轉型期，如何把握好不同社會階層、不同年齡段間的平衡，減少社會的創痛，縮小轉型的成本和代價，在整體抬升，人民富足感增強的同時，縮小貧富差距、緩解社會矛盾、降低人們的不安感。這一切需要有主動為之的力量。在各種各樣的樣本面前，古巴“不急也不慢”的探索有其實際考量，也有現實價值，值得我們尊重。

站在今天看，屬于切·格瓦拉，卡斯特羅和薩特的時代，確實遠去了。

不過，在以往任何時代，他們可能都只可能是人群中不到1%的人，是“瘋子”和“傻子”。

但是，只要完美的人類生存方式還沒有實現，人類社會還沒有到岸，“瘋子”和“傻子”就不會止步。

最后

有些人是不喜歡，甚至討厭古巴的。他們一定要找到切·格瓦拉、卡斯特羅“作秀”、自私自利或者荒唐幼稚的證據，來解構切·格瓦拉和卡斯特羅，進而解構理想和崇高，進而證明人性自私的崇高，進而證明自己的崇高。

靠向理想主義吐口水來給自己尋找優越感的，大有人在。

在這個多元化的社會，各人都有選擇自己生存方式的權利。刀哥不想做無益的辯論，還是用一句切·格瓦拉的話做結吧。

“我怎能在別人的苦難面前背過臉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