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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輿論場從來不缺乏爭議性人物，但像胡錫進這般兼具體制內光環與民間爭議的“雙面角色”，堪稱獨特樣本。作為《環球時報》前總編輯，他既享受著體制賦予的傳播特權，又在退休后通過自媒體構建“體制內觀察者”的人設；既貌似高舉“愛國主義”旗幟，又在具體事件中表現出對西方價值的曖昧認同。這種矛盾性不僅折射出個人價值取向的混亂，更暴露出轉型期中國輿論生態的深層危機。

一、立場搖擺陷入公信力透支的“旋轉門”困境

胡錫進的輿論影響力源于其特殊身份——既曾執掌主流媒體的話語權，又能在退休后通過自媒體持續輸出觀點。這種“退而不休”的模式，本質上構建了體制內外信息傳播的“旋轉門”。2023年笑果文化事件中，他先是以“治病救人”為由質疑處罰力度，待官方定性后迅速轉向支持，被網友譏諷為“輿論變色龍”。類似的前后矛盾在佩洛西竄臺事件中同樣顯現，先歇斯底里地鼓吹“擊落座機”的強硬姿態，后又斷言“中美戰爭無勝算”，這種“既要流量又要安全”的投機策略，實質是對主流話語體系的解構。

更值得警惕的是其言論對公眾認知的誤導效應。2023年長江大學反詐講座不雅視頻事件中，他主張“淡化處理”，與公眾要求徹查的訴求形成尖銳對立。這種以“保護基層”為名的綏靖主義，本質上是對網絡輿情治理規律的誤導。清華大學學者洪山指出，當體制內人士利用公信力為模糊立場背書時，其言論裂痕會被放大為制度信任危機。

二、價值撕裂使愛國主義的話語異化

胡錫進對愛國主義的詮釋始終處于“工具化”與“庸俗化”的搖擺中。他既強調“強大國家是民生保障”，又在農夫山泉包裝爭議中批判“愛國主義庸俗化”，這種看似辯證的論述實則消解了愛國主義的嚴肅性。其核心矛盾在于，他將國家利益簡化為經濟指標，將民族情感矮化為流量密碼。

值得警惕的是其價值輸出中的“自我東方化”傾向。國家安全機關號召“反間諜需要全社會動員”，胡錫進卻要說“不要搞成一個‘全民抓間諜’的‘群眾運動’”；董明珠防范“海歸中有間諜”，他卻借題發揮，以“違反勞動法”為由要求企業家道歉，而選擇性忽視企業用人自主權。這種將經濟議題政治化的操作手法，與某些西方媒體對華污名化策略形成鏡像。北京大學張伊教授指出，此類言論實質是“用新自由主義框架解構國家主權敘事”。

三、國際認知偏差形成戰略焦慮的話語投射

胡錫進的國際事務評論常陷入“戰略悲觀主義”與“機會主義”的矛盾。他既承認中國發展成就，又在具體事件中渲染“遏制論”，這種認知錯位折射出部分體制內人士的轉型焦慮。

其言論中的“西方中心主義”殘余更值得深思。在評價日本核污水排放時，他既批評國際社會反應不足，又暗示“技術處理存在合理性”；在討論西方媒體涉華報道時，常以“偏見”簡單化回應，缺乏對國際傳播規律的深層剖析。這種思維定式與新時代“講好中國故事”的要求形成鮮明反差。

四、身份悖論成為體制資源與個人利益的沖突

胡錫進家族背景的爭議性，為其價值取向提供了現實注腳。其女被他安排就職于《環球時報》體系、全家信仰基督教等事實，雖無確鑿證據表明與其言論傾向存在直接關聯，但客觀上加劇了公眾對其“雙重身份”的質疑。2013年擅自變更外訪路線報銷公款事件，已暴露出其規則意識的薄弱；2020年兒子國籍傳聞引發的輿論風波，則進一步放大了公眾對“特權階層”價值取向的警惕。

這種身份困境在退休媒體人中具有普遍性。現行制度對離職人員言論邊界缺乏明確規范，導致部分人利用“體制內人設”謀取流量紅利。胡錫進價值觀存在問題經常在帶節奏，在房地產政策評論中的搖擺，在退休金改革討論中的投機，在對美關系上的綏靖，本質上是將公共話語權轉化為個人資本的商業化操作，且涉嫌向美西方送投名狀。

五、重建輿論場的價值坐標治理

“胡錫進現象”反映了體制內一些人員的價值取向和利益為先的問題，給國家和社會帶來不少麻煩，也形成特權階層對人們的誤導，讓不少人形成了對政府不信任的思想，影響是巨大的。我們應當依法規范，從多維度治理。

1、完善制度約束。設立公職人員退休行為言論規范，重申黨員干部必須在黨章規范內活動，不得從事黨章禁止的行為及發表言論，模范遵守黨紀國法；盡快修訂《網絡信息內容生態治理規定》，明確體制內離職人員的言論責任，建立“旋轉門”審查機制。

2、強化黨性原則。新聞輿論工作是意識形態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堅持黨性原則”，具有極強的現實針對性和指導性。我們要用正確的思想理論武裝頭腦，破除西方媒體所謂“價值中立”的障眼術，堅持新聞傳播的真實性、客觀性、公正性原則。

3、重塑公共理性。政府通過智庫建設、專家解讀等渠道，加大客觀公正、實事求是的報道宣傳力度，壓縮情緒化言論的傳播空間，重建事實與價值的平衡。

4、激活社會監督。建立“公眾人物言論影響力評估”體系，對具有特殊背景者實施動態輿情監測；推廣“朝陽大媽”經驗，形成廣泛的社會監督體系。

胡錫進的價值迷思，本質上是全球化沖擊下中國輿論場價值重構的縮影。當體制內話語體系遭遇市場邏輯的侵蝕，當民族主義敘事面臨多元價值的挑戰，重建共識的關鍵在于，既要警惕“泛政治化”的話語暴力，也要抵制“去價值化”的相對主義；既要維護國家核心利益的話語陣地，也要為理性批評開辟空間。唯有嚴格執行黨紀國法，完善法律法規，在法律規范下，堅守與創新中找到平衡點，才能避免胡錫進們成為撕裂社會共識的輿論暗礁。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特約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作者授權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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